2.4 改革開放促使我國除草劑飛躍發展

20世紀50年代后期，我國已有少量除草劑生產，到60、70年代，我國除草劑生產已有一定規模，品種已有2甲4氯、2，4-滴及2，4-滴丁酯，2，4，5-涕、敵稗、除草醚、茅草枯、五氯酚鈉、五氯酚、敵草隆、利谷隆、綠麥隆、氟樂靈、燕麥敵、新燕靈、阿特拉津、西瑪津、撲草凈等。但是1978年總產量只有22 047噸（原藥），只占農藥總產量的4.1%（殺蟲劑占90%以上），使用面積在1.2~1.5億畝之間，最大用戶主要是生產建設兵團，農墾系統，如黑龍江農墾局，廣東（含海南島）、云南等省、市的農墾局、國有農場，廣大農村還主要靠人工除草。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農村逐步實行承包責任制。農民生產積極性得到了極大的調動，結果地不夠種，節約了數以億計的勞動力并不斷填補城市和鄉鎮經濟日益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崗位，以致于不少農村勞動力不足，加之農村漸漸富起來了，農村對除草劑的需求量愈來愈大，特別是經濟發達的廣東、浙江、山東、遼寧、上海等沿海省、市以及其他經濟發達的地區。至2007年，我國當年除草劑的產量達56.2萬噸，出口26.15萬噸，進口1.82萬噸，國內表觀消費量約30萬噸。除草劑產量占農藥產量的比例比1978年增加了8倍左右。見表1、表2。

表1  2007／08年中國農藥產量（國家統計局數據）

*100%有效成分

表2   2007／08年中國農藥進出口情況

目前，我國農藥生產總量中的比例已有很大改變，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之比例（%）為45∶13∶41，其中除草劑產量的45%以上用于出口。

我國農藥消費結構也有了較大改變。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之比例（%）為45∶26∶24。但是這個消費比例，與世界的差別較大，世界農藥消費中，殺蟲劑∶殺菌劑∶除草劑的比例（%）大至為25∶24∶47，因此，盡管改革開放促使了我國除草劑飛躍發展，產量比例和消費比例都有很大改變，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還有極大的消費市場空間要我們去占領和挖掘。

現在，我國已擁有磺酰脲類、酰胺類、均三氮苯類、脲類和硫脲類、有機膦類（草甘膦等）、吡啶類、多種雜環類等多種產品的生產技術和日益良好的原料和中間體的配套條件，加之一批有知識產權的新技術和新品種。例如新安江化工的草甘膦和有機硅共同最大循環利用氯元素技術，紅太陽股份的吡啶生產技術、山東農藥所的百草枯生產技術；還有丙酯草醚、異丙酯草醚、綠草膦、單嘧磺隆、單嘧磺酯、甲硫嘧磺隆、雙甲胺等專利品種。因此隨著我國經濟的日益增長和創新能力的不斷提高，我國除草劑會向更高水平發展。

2.5 實施專利法，促進了創新能力的增強和水平的提高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力度的不斷加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在國內外經濟、技術合作過程中，屢屢發生知識產權保護糾紛，有的國外企業直接找到我國政府，甚至告狀到國務院領導。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如果在知識產權方面不能與國際接軌，勢必挫傷高校、科研院所與企業，企業與企業之間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影響我國科學技術、經濟等領域的發展。為此，1984年3月12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并自1985實施。但是此專利法中的有關部分只保護化合物的生產工藝，不保護化合物本身，也就是說，仿制國內外的農藥產品是合法的。現在看來，那部專利法是過渡性的。當時，我國農藥研究的主要精力是“搶仿”，國外出現的大量新品種、好品種，如何盡快打通工藝路線，實現產業化。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進行，這部專利法已不適應國內外形勢，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增加各種技術堡壘，貿易糾紛接連不斷，特別是給我國加入WTO組織造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礙。為此，1992年9月4日我國修改了專利法，從1993年1月1日起，不僅保護生產工藝而且保護產品。對于農藥來說，就是保護化合物，只要在專利保護期內，就不能仿制。以前已在中國登記的仍在專利期的給予一定的時間的行政保護（在中國市場已出現的產品不在此例，不構成侵犯知識產權，例如吡蟲啉）。

專利法的修改，從而與國際進一步接軌，加速了我國由仿制       以仿為主，仿創并舉        向自主創新的新時期的到來。這是我國由農藥生產大國走向農藥強國的關鍵一步，也是必由之路。因為這一步既給我國農藥工作者以壓力，又是機遇，它引起了我國極大的政府重視，又極大地激發了農藥工作者和農藥工業戰線廣大決策層與工程技術人員艱苦奮斗，自主創新的愛國熱情。

“九五”計劃期間（1996-2000年），國家計委出資5000萬元，國家科委出資1億元和地方相應部門按相應比例出資以及科研院所高等學校自籌資金，先后建成了北、南兩個農藥創制（工程）中心，形成了沈陽化工研究院和南開大學為主的北方中心；以及以江蘇、湖南、浙江、上海院所為主的南方中心；共形成了六個農藥創制基地。并有選擇地支持了一些其他有研發能力的高等學校（中國農大、華中師大、華東理工大、浙江大學、浙江工大、貴州大學、武大、南京農大、北京理工大、北京工商大、上海交大、武漢工程大學等）和科研院所（中科院上海有機所、大連化物所、北京過程所、安徽院、北京農科院植保所、農業部藥檢所、山東所、廣州所、南通聯合國劑型中心），以及40余家企業（揚農化工、南通江山、南京紅太陽、江蘇克勝、鐘山化工；浙江新安化工、溫州龍灣化工、海正化工、升華拜克、杭州慶豐農化、新農化工，山東僑昌、科信生化、大成股份，大連瑞澤，河北威遠生物，上海生農生化，廣東原豐生物等）建立研究中心、重點實驗室、中間試驗車間或產業化示范企業。

繼“九五”，“十五”、“十一五”，國家都將農藥創制、科技攻關和“十一五”科技支撐項目列為重要課題，國家發改委還把其中一些技術先進和成熟的項目給予貸款貼息政策。……國家這樣大力支持，使我國農藥新品種的研發和關鍵技術開發工作出現了扎扎實實又欣欣向榮的局面，出現了一批創新品種和關鍵技術。經過十幾年的努力，由科技攻關和技術支撐項目取得臨時登記證的創制品種近30個（見表3），處于“三階段開發”但尚未獲得臨時登記證的具有高活性的化合物10個（見表4），開發了一批新技術，共10多項（見表5）。

創制新品種和技術創新，特別是關鍵技術的突破，極大地提高了我國農藥工業的整體水平，只要我國始終重視農業，特別是把糧食安全放在戰略地位，重視農藥工業，廣大農藥工作者堅定不移地自主創新，尊重知識產權保護，在不遠的未來，我國一定會由農藥生產大國變成生產強國。

表3 “九五”（1996-2000年）以來，我國取得農藥正式登記證或臨時登記證的

創制品種（科技攻關/支撐項目所支持的品種）

*因毒性，未繼續開發，**不屬科技攻關/支撐項目所支持的品種，已獲農藥臨時登記證。

表4  處于三階段開發、尚未獲得農藥臨時登記證的高活性化合物

表5   一批新技術的開發情況